1044年，庆历新政被废除，直到神宗在1067年即位并实施新法，庆历新政的终结使得推动激进政策的努力停滞。范仲淹的追随者中，年纪较轻的一代，尤其是1005年左右出生的人，开始成长起来。欧阳修（1007——1072）在1044年之后，成为这一代中最具影响力的文人之一，这一代的文士对11世纪中期的思想文化风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同时，未来的两代知识分子也开始崭露头角，每一代人都对当时的古文运动做出了回应。王安石（1021——1086）和司马光（1019——1086）是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个主要政治阵营的领袖，他们的政治生涯从庆历新政的前夕开始。到了11世纪50年代后期，当范仲淹的追随者重新掌控朝政，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时，苏轼（1037——1101）和程颐（1033——1107）也在京城奋斗，准备考取功名。这两人将在80年代成为他们那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士大夫之一。
北宋思想界的主要人物，其一生的轨迹在这些年交织在一起。在他们寻找能够为政治、社会和文化提供基础的道过程中，这些人找到了共同的思想目标。他们都认为，学者应当致力于理解古道，并且文学的形式也应随之而变。这种以思想为先的自信表达，后来证明比他们最初预期的更为复杂和棘手。那么，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？它藏在哪里？如何才能领会它？它包含了哪些内容，又遗漏了什么？范仲淹的追随者们在追寻这些价值观时并未达成一致，后来的几代人也没有。尽管如此，在这个框架下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其中的变化。最初，范仲淹的追随者们认为确定道的追求是写作的最重要任务。然而，随着古文文体成为道德学问的载体，选择用古文进行写作，已不再是某一派的自我标榜。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一代人更关心的是，如何通过古道来改革国家与社会，而非专注于士人应如何写作。至于年轻的苏轼和程颐，他们的兴趣已经从制度化的探求转向更为个性化的思想风格，这种风格能够使人如圣人般对待世事。在他们看来，文学显然不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古文作家们认为，思想的探求应优先于文学创作，这导致了他们的分歧。正因为人们认为文学活动对于塑造共同的价值观至关重要，像欧阳修这样的古文作家得以成为思想的领袖。然而，价值观的追寻也表明，文学本身并非最重要的。
这一结论并非易于被接受。欧阳修曾解释过，在自然界中走极端，往往会带来最好的或最坏的结果；而中庸之道虽然平稳，却难以出类拔萃。欧阳修本人的偏向一端，揭示了古文思想中遗漏的一些重要方面。他希望采取一种合理的中间立场，这也向我们展现了知识分子们所努力解决的张力问题。从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可以通过欧阳修的视角，观察11世纪中期的古文运动。作为思想家和作家，他的经历体现了文化传统和普遍价值观之间的张力。对范仲淹的追随者来说，把价值观置于首位，意味着思想的修养是文学成就的基础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就是学道先于学文。外在的形式与个人追求的道德观念是可以分开的，这也表明，个人必须同时掌握这两者。也就是说，强调道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视文学创作。祖无择（1006—1085）在1043年为穆修的文集写的序言中，也认同这一观点。他写道：积于中者之谓道，发于外者之谓文，有道有文，然后可以为君子。道先于文的观念使人相信，掌握了道，文学创作自会得到提升。真正的学者应当先成为思想家，后才是作家。尽管文学是欧阳修所喜爱的一部分，但他始终让自己更多地关注如何去寻求道。
根据欧阳修自己后来的叙述，他在1036年以前也曾误入歧途。他曾重视文学雕琢，并且在1030至1033年初入仕途时，在洛阳为官期间创作的作品中，明显流露出这种文学趣味。这一点十分重要，因为虽然欧阳修后来的思想转向了古文，并追随韩愈的观点，但早期的影响仍然伴随他。尹洙（1001——1046）向欧阳修介绍了古道对人的影响，他指出，理解古道有助于做事（为政）与立言（写作），因为它能使人保持独立，并且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。通过道的引导，学者将能取得真正的功名与成就。然而，古道的真谛深远难以定义。正如蔡襄在1037年所言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理解了道，他的判断依然可以值得信赖。虽然没有人能洞察一切，但由于判断的必要性，个人还是应该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。欧阳修参与了这场辩论，并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：一个人不应对他人的批评做过多反应，因为真正的目标是谋道。问题在于如何界定这个道。对于欧阳修来说，追寻的道存在于世间的事物中。真正能够引导人类行为的道，并不来自天地神灵或人性，而是来源于具体的人事之中。
刘子健在研究欧阳修的过程中，以及欧阳修在11世纪30年代以后的作品——如《新五代史》和有关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的作品——显示了欧阳修在1033年时，接到了一位名叫张秀才的举子的文章。在写给张秀才的回信中，欧阳修肯定了张的悯世病俗，究古明道，欲拔今以复之古的想法，但同时警告他，古人的道虽然易于实践，但真正高远的道理却不能人人适用。圣人关注的，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。欧阳修虽然强调易行易知的道，但他坚持要人们从实际出发，依据他认为的真实情况来思考价值观。
然而，在古文阵营中，仍有一些人坚信他们能够将高远之道与实际相结合。石介（1005——1045）在1030年与欧阳修一起考中进士，并在1033年宣誓支持范仲淹。他崇拜韩愈和柳宗元。在1033年，他写道，既然统治者已经对制度进行改革，那么教育便能改变社会的价值观，而学者的责任就是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，因为当时的社会弊端正是体现在文风上。如果不救斯文之弊，那么所有的制度改革也将毫无意义。石介认为，文学应当成为一切的基础，像宇宙一样包容一切，体现道德文化。这一思想继承了初唐时代将天地作为文化基础的观念。他相信，伏羲、神农和黄帝的大道，与五帝的常道相契合，天文和人文应通过大道和常道来体现，六经是写作的根本。石介坚定地认为，圣人之道是唯一正确的道，而他必须打击佛老思想，因为它们误导人们，让他们认为与圣人之道相违背的行为依然具有道德性。
从欧阳修的角度来看，石介代表了那些追求自异、认为自己掌握了与传统决裂的独特知识的人。二人于1035年开始通信，讨论石介的书法风格。欧阳修曾指出，石介故意追求与众不同的风格，这种偏离传统的做法既抛弃了过往的标准，又无法为他人树立榜样。石介回信时，责备欧阳修过于关注书法，而非道的追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