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开国后，绝大多数功臣皆因佐命之功受到朱元璋封赏、授爵、任官，位极人臣。然而，确实存在个别功臣未获相应晋升或遭遇冷遇的情况。其中最为典型且广受史家关注的人物是刘基（刘伯温）。尽管他并未完全“未获晋升”，但相较于其他功臣如徐达、李善长、常遇春等人所获得的显赫地位与长期重用，刘基的政治待遇明显受限，晚年更遭猜忌，其际遇颇具争议。
以下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：为何在明朝开国之后，刘基等少数功臣未能得到与其功绩相称的晋升与重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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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治身份与派系归属的边缘化
刘基虽为浙东士人集团的核心人物，亦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重要谋士，但他本质上属于“文士谋臣”，而非“淮西武将集团”成员。
明初权力结构以淮西勋贵集团为主导——包括徐达、常遇春、汤和、李善长等均出身凤阳一带，与朱元璋有深厚的乡党情谊和早期追随关系，构成了政权的“核心圈层”。而刘基为浙江青田人，语言、习俗、人脉皆异于淮西集团，在宫廷中始终处于“外人”位置。
这种地缘政治的排他性使得刘基即便智谋超群，也难以真正进入权力中枢。朱元璋用人虽讲才干，但更重忠诚与亲信程度，而刘基的独立性格与清高姿态，使其难被完全接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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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个性刚直，触怒权贵与君主
刘基为人刚正不阿，直言敢谏，曾多次批评李善长等权臣腐败、建议裁汰冗官、整顿法纪。他在洪武初年担任御史中丞时，积极纠劾违法官员，树敌众多。尤其与宰相李善长之间的矛盾公开化，引发朝廷党争。
据《明史·刘基传》记载，刘基因反对胡惟庸出任丞相人选，直言：“此人不可大用”，从而得罪胡惟庸，埋下日后被构陷的祸根。朱元璋虽知其忠，却不愿因一人之言破坏集团平衡，反而逐渐疏远刘基。
更重要的是，刘基的“术数之学”背景（民间视其为能掐会算的奇人）使他在民间声望极高，甚至有“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”的传说。这种神秘色彩加剧了朱元璋的猜忌：一个既能预测天机、又深得民心的谋士，是否可能成为潜在威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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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皇权集中需要清除异质力量
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核心目标之一是强化绝对皇权，杜绝权臣干政。为此，他逐步削弱宰相权力，并最终废除中书省，实现“乾纲独断”。
在此背景下，任何具有独立思想、道德权威或民间影响力的功臣，都会被视为潜在挑战者。刘基精通经史、阴阳、兵法、律历，且在江南士林中有极高威望，其存在本身就构成一种“非体制化的权威”。
相比之下，徐达等武将虽握兵权，但文化素养较低，政治野心不显；而刘基作为“士大夫典范”，其言论更具号召力。因此，朱元璋对其既用且防，封爵仅为“诚意伯”（仅位列伯爵，低于公、侯），且不世袭（后追认为世袭），实为刻意压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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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功成身退”的自我选择与被动放逐
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基本人在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便主动请求致仕归乡，表面看是告老还乡，实则是政治斗争中的无奈退场。当时李善长、胡惟庸势力日盛，刘基已无法施展抱负，加之健康恶化，遂选择退出中枢。
但退隐并未带来安宁。胡惟庸曾派人勘察刘基在家乡拟建住宅的“风水宝地”，并奏报朱元璋称该地有“王气”，引发朱元璋极大警觉。刘基闻讯后被迫入京解释，不久即病倒，传说被胡惟庸毒害（《明史》存疑）。朱元璋未予追究，反映出他对刘基已无保护之意。
由此可见，刘基的“未获晋升”并非单一原因所致，而是主动退出与被动排斥交织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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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历史书写中的象征意义：帝王心术的牺牲品
从更深层的历史视角看，刘基的命运折射出明代初期皇权与士权关系的重塑过程。朱元璋一方面需要知识分子为其制定制度、构建合法性（如礼制、科举、法律），另一方面又极度警惕士人结党、形成舆论中心。
刘基作为最后一位兼具道统担当与政治影响力的儒家谋士，其悲剧结局标志着：在明代专制体制下，智者不得擅权，贤者不容独立。他的未被重用，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。
后世对刘基的神化（如《烧饼歌》附会其名），恰恰反衬出人们对“智慧被压抑”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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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：唯“不升”者，方见洪武政治之真相
综上所述，所谓“唯独某位功臣未获晋升”，若指刘基，则其背后隐藏的是：
- 地缘政治的排挤
- 个性与权力的冲突
- 皇权对异质力量的清洗
- 士人理想在专制体制下的挫败
刘基之“未升”，实为明初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。他的遭遇提醒我们：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，最大的危险或许不是无才，而是太有才；最致命的不是无功，而是功高震主而又不愿低头。
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刘基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悲剧色彩的“智圣”形象——他助人开国，却未能安身；算尽天下，终难自保。
